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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的几点思考

来源:   发布时间:2014-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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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的几点思考

——兼议院士专家工作站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与任务

 

自2008年中国科协在南京召开座谈会后,院士专家工作站便在全国得到蓬勃发展,我们浙江也是从那时候起步的,此后发展非常迅速,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此之前, 2003年全国开始试点,沈阳黎明航发公司就是最早试点建站的。2006年我去大连,大连理工大学领导向我介绍了沈阳风机集团和学校建立的合作,我曾向他们提了一些问题,如研发初期企业科技人员到学校,产业化阶段许多教师到企业,靠什么推动人才的这种有序流动,对这类问题他们都一一作了解答。这个典型经验多年来一直回旋在我的脑海中。但是在大连听到的,是几个大型企业集团的情况,我们浙江以中小企业为主,今天听到的既有大型企业,还有很多中型企业的经验。这些经验非常宝贵,很受启发和教育。为了进一步拓展工作站的工作,我想把一些思考的问题向同志们做一个汇报,以期能引起更多的讨论。

一、工作站的意义和核心功能

院士专家工作站的意义和核心功能,从不同角度看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我想把它放到我们国家科技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进行探讨。习近平同志最近在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要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这说明科技创新在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特殊地位。但现在我们的科技创新遇到了许多制约,其中最突出的短板,就是缺乏一个比较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所以中央强调科技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应该说自从1987年弗里曼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后,如何构建这个创新体系一直是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这些年来我们虽已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在有些方面仍不如人意。什么原因,我们应当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找问题。从历史上看,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科技体制基本上抄苏联的,科研院所、大学搞研发,然后把成果按计划推广到企业。以化工技术为例,在五十年代,相继建立了沈阳化工研究院、北京化工研究院、上海化工研究院等,由它们提供化工技术,然后再推广到企业去。改革开放后,改变了这个体制,但是迄今为止,大批科技研发人员仍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大学。从现实来看就是产学研各方的认识不尽一致、行动不很协调。这里举些例子,我跟一位教授探讨,为什么学校跟企业的合作会出现一些问题,他说这是由于学校的考核决定的,他的暑假没有闲一天,干什么?两件事情,一要获得科研经费,二要写论文。再如有一次我应宁波博士联谊会之邀作建设创新型经济体的讲座,在讨论中,两家企业代表发生争论,原因是某著名大学的一位教授把一项成果转给宁波一家企业,但不久,这位教授为了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把这个项目改头换面,又转移到宁波的另外一家企业。而这两家企业坐在一起,于是便吵起来。

从整体来看,现在我们整个产学研结合方面有五大问题。一是产学研结合的层次不高,二是产学研结合的深度不够,三是产学研合作的动力不足,四是产学研结合的经费不佳,五是产学研脱节现象依然突出。

综上所述,在我国当前这个特定的环境下,要真正实现产学研的有机结合,仍然有许多难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大地上出现了院士专家工作站,所以我觉得应当把工作站放到上述的环境中去认识它的意义和核心功能。工作站的建设,为产学研各方找到了很好的结合点,并且创造了一种极好的组织形式。过去产学研结合也做过许多探索,但新建立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已是一个高效的合作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构建起协调各方利益和责任的相关制度,从而使这种结合走向规范化、稳定化。

许多优秀的工作站正在逐步演变成为三种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首先是学术共同体,产学研各方的行为主体把占有的知识集成起来了,从而使这个集体占有较系统的专门知识。

第二是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大家的命运被紧紧联结在一起。当今世界知识竞争空前激烈,谁占领了知识高地,谁就赢得了竞争的主动权,反之就有可能被淘汰出局,虽然这关系到大家的命运。现在参加建站各方已结成联盟,正在为生存和发展而共同奋斗。

第三是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方的利益被捆绑在一起,而且它把国家利益、单位利益和科技工作者的个人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了,因而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协调不好,那么要形成学术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都将是不可能的。

实践已经证明这些共同体改变了过去的松散联盟,它对选择创新目标,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力,提高创新效率,实施开放式创新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已取得显著成效。由此可以认为,工作站犹如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催化剂和粘结剂。它的核心功能是:在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体系中起正催化作用;在实现产学研结合上起强粘结作用。

二、院士专家工作站的首要任务

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可能大家的回答不完全一样。要回答这个问题,应把工作站的首要任务同基本任务联系起来探讨。那么什么是工作站的基本任务?我的认识是,应用新知识和创造新知识,去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创造新知识,前提是什么?前提是应用已有的知识,而应用的前提是通过知识流动去获取这些知识。企业的同志要从大学研究所获取这个新知识,院士专家们也要到企业去获取新知识。应该看到这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总之,知识流动是获得新知识的主要途径,对企业来说,大力推进知识流动,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知识流动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破解如何使隐性知识显性化。什么是隐性知识? 1958年有一位哲学家在研究信仰问题的过程中,发现有些知识可以用文字、数字、图表、公式来表述,有一些则难以表述所以要重视把它挖掘出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6年有一份报告指出,知识的概念比信息要宽得多,知道什么,知道为什么,知道怎么做,知道谁有这个知识等四类知识中,前两类知识是可以编码的,后两类知识则是隐含经验类的知识。前两类知识可以通过书刊和媒体去获得,但是后面两种知识是不易拿到的。所以应该特别珍视这个隐性知识,在知识流动中去获取隐性知识,这也许是衡量院士专家工作站运行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对工作站来说,知识流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除上所述它对知识应用和知识生产的巨大作用外,另一个重要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这就是它将促使产学研各方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参加工作站的各行为主体,在进站前除少数外一般都比较松散,彼此缺乏足够的信任,有许多猜疑和揣测,比如对方的实力怎样,对利益有什么诉求,能不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等等。但通过知识流动,既能让企业了解研究机构和大学拥有知识的状况,又能让研究机构和大学了解企业的全面情况,这样合作各方就能了解对方的优势和劣势,从而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显而易见,这是参加工作站的各行为主体开展合作的基础。

综上所述,知识流动尤其是实现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对工作站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为此应把建设有利于知识流动的环境作为重要的任务。每个工作站从建站开始就应紧紧抓住这项建设,并把它列为工作站考核的重要指标。

怎样才能建设好这个环境,我认为有三个环节应特别予以关注。一是工作站负责人要强化知识流动意识,把推动知识流动,特别是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列为工作站的首要任务。二是要建立一个工作班子,结合实际从事此项工作的政策设计和方案制定。三是要高度关注各方在拥有知识上的利益,包括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单位利益和实际参加研发成员的个人利益。

三、工作站的共性问题与突破口的选择

每个工作站各有自己的特点,但都会有共性问题。把握好这些共性问题,对工作站建设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按照结合的紧实程度,工作站可分为不同的类型,有的正成为紧密型的联合体,有的处在非紧密型的状态,有的则处在非紧密型向紧密型转变的过渡期。对于前者来说,以下的共性问题应当予以特别关注:一、组织领导,包括领导体制、成员构成、运行机制等。二、项目选择,包括项目选择的原则、项目选择的协商机制、项目决策的程序等。三、要素投入,包括资金的投入、知识产权折价投入、实验基地的选择等。四、人才结构,包括人才如何集聚、将帅人才的选择、人才结构如何优化等。五、知识产权分配,包括知识产权的类型、价值的测算、产权分配的原则等。六、经济收益,包括经济效益的测算、积累与分配、分配的原则等。七、进站工作人员的待遇,包括进站人员的工资、奖金、特别津贴等。八、奖励与惩罚,包括奖励和惩罚条例的制订、突出贡献人员的奖励、责任事故的追究等。

面对这么多的共性问题,对工作站的建设来说,毫无疑问,应有总体部署,以便逐个加以解决。但究竟从何入手,才能做到事半功倍?这就要着力找准突破口。当然,由于工作站的情况各有差异,因此这个突破口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根据许多工作站的建设经验看,他们都把选准前瞻性技术和建立相适应的人才结构作为建站的突破口。

选准具有市场巨大潜力,能引领产业发展的前瞻性技术,是参与建站企业得以迅速崛起的关键环节。例如菲达环保科技公司,早在2007年就把治理PM2.5提到议事日程,开始关注这个领域的技术问题,但由于企业的应用基础研究比较薄弱,所以难以选准研发的具体课题,导致此项工作开展比较缓慢。但在2010年建站时,他们就把开展这个领域的前瞻性技术的愿望与合作方进行沟通,而浙江大学的研究团队具有应用基础研究实力,并已取得许多成果,所以双方商定以燃煤电站PM2.5治理作为重点合作开展研究,在院士和一批专家的参与下,这项治理技术迅速取得突破,现在这个站已经成为国内燃煤电站PM2.5环境治理领域的引领者。

台州富岭塑胶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也有同样的经验,早在5年多前,公司就已经关注全降解材料的研发,但因研究力量不足致使这些工作进展缓慢。2011年经台州、温岭科协牵线搭桥建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有8位中科院理化所的研发人员入站工作。自工作站成立后,企业与院士专家合作很快就锁定了关键技术并相继签订《PBS及改性在生物降解餐饮具、容器、工具、包装方面的应用技术》和《纤维素在餐饮具、容器、工具、包装的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等协议。现在,富岭公司已经成功掌握了一批新技术,其产品已进入发达国家,成为沃尔玛等终端客户国际供应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通过对诸多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凡着力找准这个突破口的,都已取得很大成绩。由此可以认为,这是我省工作站建设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

 

 

作者:项浙学 (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浙江省科技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科技促进外向型经济研究会理事长)

项浙学教授几十年来一直驰骋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潜心开展决策咨询工作,此文为项浙学教授在“典型院士专家工作站培育交流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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